艰苦奋斗与“周期率”

   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，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，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，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，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，具有重大意义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时刻牢记“两个务必”，继续艰苦奋斗。党的十六大以后，胡锦涛总书记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西柏坡，重温“两个务必”。

    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。”唐玄宗李隆基起初励精图治，爱惜民力，崇尚节俭，曾下令将皇宫金银器玩充军国之用，为政从善如流，便有了后来出现的“开元之治”。后来他怠于朝政，奸佞弄权，腐败滋生，一味享乐，大讲排场，浪费无度。李隆基下令东封泰山，单是作为仪仗的骏马就有五万匹，按毛色分为五队，浩浩荡荡而出；加上后宫妃嫔、文武百官，队伍连绵数百里，百姓苦于供役。随后“安史之乱”继起，盛唐帝国于是大江东去。

    宋朝“人亡政息”的原因也与奢侈有关。这一点我们对照宋徽宗赵佶及其先辈便能明白。北宋初期的几个君主，都能体察民情，关心民生疾苦，主张“俭约为先，节用爱人”。太祖赵匡胤“宫中闱幕，无文彩之饰”。仁宗赵祯私宴，左右要花28贯钱买28个蛤蜊尝鲜，也受到他的训斥。“节用爱人”使民生安定，社会经济发展繁荣。可是，后来出了个不肖子孙赵佶，一味奢靡淫乐，挥霍无度。单是从江南运太湖石和奇花异草，就闹得数省骚动，民怨沸腾。宋江、方腊起义，征战连年，国力一落千丈，金兵乘机南下，北宋王朝便告灭亡。

    早在延安时期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就向毛泽东同志提出，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初兴后亡的“周期率”，共产党人如何应对？毛泽东回答说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，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，这条新路，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，政府才不敢松懈。”我们党说到做到。建国后，除了让人民监督政府之外，我们党还要求党员艰苦奋斗，永不松懈，以确保我们不受那个“周期率”的支配。

    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首先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60年代初，毛泽东同志看到群众生活困难，便带头实行“三不”：不吃肉，不吃蛋，吃粮不超标准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带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的伟人们，处处以艰苦奋斗和不脱离群众为原则。

    我们党和军队艰苦奋斗的事例有许许多多。1950年，邓华作为十五兵团司令员，率领部队摧毁了国民党“陆海空三军立体防线”，解放了海南岛。凯旋途中，为避免夹道欢迎、设宴洗尘，一路上他总是悄然到达，悄然离去。一次，邓华一行三人到广州市郊，肚子饿了，准备在路边的茶楼吃点粗茶淡饭好继续去赶路，可是带的钱只够三人各买一碗阳春面，于是，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只吃了一碗阳春面，就算凯旋抵达了繁华的五羊城。

    条件困难时提倡艰苦奋斗，条件稍好时，我们党也提倡艰苦奋斗。这里以刘伯承同志为例。50年代初，刘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。因为胜利，物质条件比战争年代优越，有些学员便提出要把硬板椅子换成皮椅子。刘伯承同志批评说：“大业将起，百废待兴……给屁股找舒服，这不是忘本嘛!”硬板椅子于是照旧使用。

    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。”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。胡锦涛总书记深刻指出，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，是难以自立自强的；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，是难以发展进步的；一个没有艰苦精神作支撑的政党，是难以兴旺发达的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，时刻牢记艰苦奋斗的思想，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，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，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，“周期率”又奈我何? (来源：《中国监察》)